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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友兰简介(冯友兰资料)

时间:2023-03-20人气: 栏目:生活常识

人物简介

冯友兰先生诞生于1895年12月4日。他一生历尽磨难,却始终秉持一颗中国心,善良地、正直地活着,并在活着中思考民族的前途与命运,展现了哲学的力量、思想的力量。让我们通过先生人生中的二三事,了解先生的所思所想。

南渡北归为国著书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,冯友兰先生随清华大学南迁。中国历史上,“南渡之人,未有能北返者”,南渡的师生心中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南迁学校组成“西南联合大学”,以“刚毅坚卓”之精神在大后方保存民族教育精英。1938年10月,冯友兰先生写就《西南联合大学校歌》,歌词有言:

千秋耻,终当雪。中兴业,须人杰。便一成三户,壮怀难折。多难殷忧新国运,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仇寇复神京,还燕碣。

歌词充满了坚持抗战、收复失地的决心。冯友兰先生这时也在思考,作为学者,如何能在这个时候为全民族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冯先生以为,此时唯有著书立说,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,阐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、激扬人民的抗战精神,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。他以为,此时虽是民族最艰难的时刻,但也是民族复兴和民族觉醒的前夜,正所谓“贞下起元”之际。这一时期,冯先生先后写就《新理学》、《新事论》、《新世训》、《新原人》、《新原道》、《新知言》六书,并命之为“贞元六书”,希望自己的著作能“为我国家致太平、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”。这一时期,冯先生还写有《儒家论将》、《墨家论兵》等文,希望从古代思想中挖掘出一点儿有用的资源,联系抗战之实际。

冯先生不仅著书以期鼓励抗战,他的儿子也成了学生军,参与了抗战。1943年,民国政府征集青年学生参军,梅贻琦、冯友兰、闻一多等多次发表讲演,勉励学生从军。一次讲演后,冯先生发现校门外有一张大字报,劝学生对报名从军应该审慎考虑,先生特上前将大字报撕去,他说:“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”。在冯先生看来,值此全民族抗战之际,所有国人都有责任共御外侮。此时冯先生的长子钟辽正在西南联大读大二,当时征兵主要征调四年级学生,钟辽却自愿从军,受训完毕后,担任远征军军事译员,参加重开滇缅路战役。

1945年抗战胜利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复校,西南联大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,“南渡”终于有了第一次“北归”,冯先生此时又写成《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》,碑文中充满了对民族未来的期望:

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,居东亚之天府,本应绍汉唐之遗烈,作并世之先进,将来建国完成,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。盖并世列强,虽新而不古;希腊罗马,有古而无今。惟我国家,亘古亘今,亦新亦旧,斯所谓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者也!

中国历史绵延,虽然是旧邦,但一定能在抗战胜利后实现民族的浴火重生,展开自己的“新命”,成为世界的先进。在冯先生看来,自己的职责就是为国著书,“阐旧邦以辅新命”。


不做“白华”扎根故土

1947年,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,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。此时冯先生正在美国讲学,有不少朋友劝他不要回国,在美国长期定居下去。冯先生不愿意仅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,他怀着为旧邦辅新命、搞好自己的国家的使命感,选择回祖国。冯先生说:“俄国革命以后,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去。称为白俄。我决不当白华。解放军越是胜利,我越是要赶快回去。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,中美交通断绝。”他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。冯先生此时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失望,他认为,“我是中国人,不管哪一党执政,只要能把中国搞好,我都拥护”。他决定留在北平,并在梅贻琦离校未回的情况下,成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,带领清华迎接了解放,将学校完整地交到了共产党手里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冯先生一直在思考,自己的哲学能为新时代做出什么贡献,他一直期望能够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。然而,建国之后历次运动,冯先生都首当其冲,置身于旋涡之中,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自己的愿望。但冯先生并不为选择留下而后悔。1987年11月,李中华来看望冯友兰先生,谈起身在新加坡的李泽厚讲“我在中国才有发言权”,先生说:“这话说对了,我当年不肯留在国外当白华,也是这个意思”。冯先生所谓的白华,就是离开故土,在海外旁观故国的人。在他看来,一旦哲学家脱离了自己的土地,就失去了对自己祖国的感知能力,而只有和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,才能真切地感知它真正的需求,才能真正为国家做出贡献。冯先生仿佛一棵大树,他期望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,虽然这片土地历经风雨,大树也饱经风霜,然而他的根却扎得更深了。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近现代儒学在故国的“内生”,他与这个国家、民族一起经历他所经历的,在历史的洪流中重新定位儒家,使传统在这片他所生长和滋润的土地上重新扎根,并荫蔽这片土地。虽然历经风雨,或明或晦,但他始终了解这片土地的土壤状况,懂得如何让儒学在大地扎下根。这样的儒学才不至于像盆景,虽然漂亮和少经风雨,却终究只能用来观赏。这种非旁观的态度,才能避免儒学成为“博物馆里的东西”,面对和回应现代化的诸多问题,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。也因为如此,冯先生身上多了几分荣辱,或毁或誉,但终究改变不了这种坚守所带来的思想的生命力。

晚年的冯友兰,一直致力于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写作,直至他生命的终点。这部著作可以说凝结了先生晚年对中国思想历程的总结,凝聚了他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,他的爱国、渴求进步的精神是一贯的。1990年6月,先生写毕《新编》第七册,是年11月26日,先生去世。先生去世前几日,还跟学生说“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”。


加入民盟关心改革

新中国成立后,冯先生参与了很多国事。1952年8月,冯友兰先生怀着为中国、为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初心,在朱伯崑、季镇淮的推荐下,在清华大学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9月,民盟北京市支部批准先生入盟。自加入民盟之日起,先生就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,关心国家的建设,并担任了民盟相关职务。1956年9月,先生受邀赴日内瓦,出席“国际会晤”第十一次大会,主题为“实际世界中的古今之争”,在大会上讲演一次,并在中国哲学史具体问题的讨论会上回答各国汉学家问题。会议期间,先生还参与了一系列文化活动。回国之后,先生专门在民盟中央座谈会报告西方国家思想界的最近状况,介绍西方思想界关注的问题。

改革开放后,先生年事已高,专心著述的同时,也关注着国家的新气象,参与相关活动。如1981年10月,中联部部长李一氓在和平门烤鸭店宴请波兰哲学家沙夫,先生应邀作陪。统战系统也经常请先生参加相关活动,并就相关问题征询先生意见,先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改革都给予了关注,并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1987年,先生已92岁高龄,还出席了民盟北大哲学系小组会议。1989年,先生94岁,仍关注中国文化对于国家统一的意义。当年1月23日,先生应北大学生台湾研究会之请在《北大十名教授向台湾学界知识界拜年书》上签名。虽然晚年身体状况不佳,但若有海外亲朋或故交后人来信、来访,先生都积极接待。1990年9月2日,先生还专门往台北发唁电,吊唁钱穆先生去世。

(本文刊发于2016年第1期《中国统一战线》杂志,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赵金刚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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